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个努力的方向，大学确实不应该有行政级别。但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，住房、医疗、政府谈话、民间交流，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，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。就教育改革纲要涉及高校的热点话题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回答提问时表示，如果官本位是前提，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，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。在他看来，全国的事业单位、企业都应该同时取消行政级别，全社会同步配套进行。此言既出，激烈了网友的激辨，如果传布到哈佛大学，我想，一定会令其无地自容。（2010年03月07日新京报）

    大学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。大学按行政级别由不同的上级组织选调官员，享受不同的教育资源。国家实行的行政化评估，仅仅是发表论文数量之类的数字化管理，从而引诱大学千方百计通过学术泡沫来打造政绩。由于“权本位”，教育部评估组一个办事人员，都会受到大学的尊宠，高规格的迎来送往，曾闹出过天大笑话。在学校内部也形成了按行政级别分配资源的一整套机制。人员聘用、晋升、资金分配等均由官僚主义者做主，最 终导致 教授对行政官员的臣服，学术对权力的顺服。何况行政职级代表着更好的政治前景和更丰厚的物质待遇，以至于出现过40多个教授竞聘一个处长的咄咄怪事。

    大学的衙门化倾向，使高校再也不是一块学术创新的静土，而是闹嚷嚷的学术市场。前不久，英国《自然》杂志网站在线版头条刊文《中国科研，发表还是灭亡》称，中国买卖论文等造假行为的市场在2009年达到近10亿元人民币( 2010-01-14 长江日报)。官僚干预学术活动,加上对造假者缺乏严厉的制裁，助长了学术欺诈的蔓延。近些年媒体公开曝光的高校学术抄袭、造假事件，其当事人不仅有博导等学科带头人，亦不乏院长、校长之类高官。当下教育的权力格局，自然会派生出学术腐败、效率低下、财政混乱，包括校园里的工程腐败。

    创立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，作为全美最古老的大学之一，迄今己培育出6位美国总统、29位诺贝尔奖得主和27名普利策奖得主。不论从名气、设备、教授阵容、学生素质方面，都堪称世界一流。然而，你就查不到她到底是什么级别？恰恰是没有行政级别，不唯权力是崇，而以学术创新为生命，学术自主和自由思想，使各种学术流派和政治主张都十分活跃，从而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国内外政治、军事、外交政策的重要思想库。哈佛的辉煌成就只能说明，非行政化是大学教育的福气，是提升了教育，而非贬低。正是行政化“贬低”教育，臣服于权力，导致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不断矮化，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越来越大。

    教育与行政最大的不同，学术需要自主和自由，不需要行政管制。学校当有教育家办学，教授治校，而非官员办学和官僚治校。所以，中国教育要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，就必须回归教育本身，走去行政化的新路。早在去年，就有全国政协委员在大会发言时“炮轰” “大学行政化”，建议取消大学行政级别，民主遴选大学校长（2009年03月09日北京青年报）。自然，在官本位大行其道的情况下，大学取消行政级别会带来一些不便。但正因为从根本上破除官本位体制需要时间和过程，才需要作为思想前沿的大学先行一步，破茧而出。所谓“全社会同步配套进行”，教育不能独善其身的论点无非是一种托辞。

   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称，“教育去行政化有利于国家出现一批投身于教育的教育家。”（3-06中青报）有关人士早就建言，应及时修订《高教法》，制定配套的相关条例细则，切实保障大学自主权；淡化行政权力的约束和干预；强化学术委员会、教代会的权力---可对此改革，教授们支持的比例高，作为既得利益者官员们反对的比例高。行政级别意味着根据明规则与潜规则他们所能享受的一切好处，要他们同意取消行政级别，无异于与虎谋皮。